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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挑战与转向
来源:紫晶通财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5-8-6 14:12:15

自从去年中国领导提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以来,这个问题出现了很多讨论,看法也并不是完全地一致,所以我讲一讲我个人的想法。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既是一种机遇,也许更重要是一种挑战。这个机遇抓不抓得住就看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挑战?我想从这里开始。

  进入新常态,为什么是一个挑战呢?这是由中国的新常态本性决定的,我们讲这个新常态在我看来,大概归结起来就是两点,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里面讲到的,他是这么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第二句话叫做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这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两个词都是用的一个进行时,都叫转向,都是进行时。在我看来,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转向的进度是不一的。第一个转向已经是事实了,说的远一点,大概在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就从10%以上的增长率一个一个台阶地下。到了去年的7.4%到今年第一季度的7%,这是个事实,现在已经在中高速了。今后,它有可能还要会往下变成中速增长,稳定在这个状态下。

  第二个转向,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这个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这个词是苏联人在6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就是在赫鲁晓夫的时候曾经三个五年计划赶上美国,搞了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发现有问题。增速在降低,技术差距、生活水平差距在拉大。于是苏联的苏共就让经济学家去研究到底出了什么事?最后经济学家给出的回答就是增长方式有问题。

  苏联的经济增长,它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效率提高。苏联的经济学家就从《资本论》找到了这两个词,60年代,我们一些从苏联留学的经济学家把苏联的讨论引进来过,当时他们把它翻成前一种叫做外延增长,因为他用了《资本论》里一个词,这个词当时翻成了外延。后面一种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用了一个词,当时的翻译叫做内涵增长。后来我们制定九五计划,1995年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经济里面一个重大的问题就这个增长方式问题。就进了中央文件了,进了九五计划,这个时候翻译用的就是粗放和集约了,现在我们通常都用这个词。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好多问题,结构的优化、效率的提高、创新,技术创新等等,其实归结起来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粗放,过去太粗放要集约。这件事情,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它还是进行时,其实是95年,我们九五计划规定,到今年整整20年并没有实现。

  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已经实施,第二个特征,我们20年没有实现,我们现在得赶快实现。否则的话,它就会出现好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降速可能太快,就可能出现失速,飞机一下没有速度了,就出现问题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原来有好多经济上的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增长摆平的,如果这个数量增长减速了,我们又不能够用有效率的增长去弥补它,同样是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其实如果是靠资源投入,它的实惠远远是小于那个靠效率支撑的增长,因为你都是1%的增长,1%你到第二轮的时候,你投入的大部分都继续投入了,所以你用不了。所以我们需要用效率提高来使得减速不要太急,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靠有效率的增长能够解决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经济上的、社会上的矛盾,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所期望出现的新常态是个什么新常态,是速度不那么高,但是效益有明显的提高这么一种,它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现在回顾我们的历史,怎么才能够实现新常态我们所希望的第二条呢,就是切实的执行十八次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一个有利于推动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来实现的。但是现在如果从短期考虑,它还有另外一种对付当前减速的办法,就是用一种凯恩斯主义政策,强刺激,还是用老办法,靠投资来实现。

  我认为旧的常态已经走到尽头,不能再用这个办法了,因为这个办法没有阻止住中国的经济减速,而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引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民主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太缓慢,贫富分化加剧,一直到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全国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西方国家主要是个人负债率高,而我们这里居民的负债率并不太高,各级政府的负债率很高,特别高的是企业的负债率。总的负债率水平太高,继续用这种办法它会更加加大杠杆率,就是加高杠杆。

  去年,社科院等一些机构计算得出,政府的负债率加上企业的负债率大概在将近GDP200%左右,这从国际经验来看就是有一点风险了。但是它增长得非常快,就是2010年以来增长得非常快,所以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行,我认为一个最好的办法,既能应付眼前的问题,又能解决长期问题,是什么办法呢?

  这就是说,在采取措施、控制化解风险、防止出现系统性的风险的情况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改革推进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创新,结构的改善,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我们增长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用这样一种办法来处理我们当前碰到的问题。

  具体说来,首先就是控制化解风险。控制化解风险,从去年年末以来,我提过一些建议了,现在有一些中国的中央部门也在进行,比如控制风险、化解风险第一条就是,各地地方政府的债务怎么化解。财政部出台了一些办法,首先把它固定下来,然后比如说今年是中央财政给一万多亿的额度,允许各个地方发债来应付马上到期需要偿还的债务。这个正在进行,我们还要观察,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够防止出现大规模的资金链断裂、跑路这种情况,出现潜在的危机。出现个别问题不是太大,就怕它变成一个很大面积的问题,它就变成系统性的风险。

  还有,比如说偿还货有债务,社会保险基金,因为老职工的社会保险基金没有偿还,所以它这个缺口还是很大,而且会一天天加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叫做拨付国有资产给社会保障基金,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或者是各省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去管理、投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还没有动作,只有个别省,上海在前年做了一个很小的就是把嘉化卖了从事社保基金。还有其它一些,比如说对于僵尸企业,不能再输血了,就是没有生还希望就得清盘,如果有希望,比如像美国的通用汽车这样,那么它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了,但是它未来是可以的,那么就是破产保护下的重整,总之要处理。

  但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积极的把主要力量推进改革。人家说远水解不了近渴,讲了20年了,老是火越烧越旺就不好办了,而且现实告诉我们,前两年就降速了,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而且就业的情况相当不错,至少比过去好。当然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新增劳动力在减少。今年我看第一季度的情况比去年还好。我觉得小改革就能取得效果,那大改革更加会发挥效率,应该说这是肯定的。

  现在我觉得最需要加强的可能是跟在座的中国企业有关的一件事,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国有企业还是主力,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加快推进。因为虽然国有企业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占优势,如果把金融加起来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样子,工业里面更低一点。

  但是,重要的资源,重要的行业都是国企占主导的,他们使用社会的资源效率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的效率影响很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革里面,就是要把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管理转向以管资本为主。这个管理方法跟原来管理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原来的管理方法是管企业,由国有资本代表机构国资委,这个办法有些问题很难解决。管人管事管资产,我们国有企业领导人都有一个行政身份,就是官员的身份,于是对他的刺激,对他的薪酬制度和刺激、激励制度,他就是双轨,一个是行政级别,政治待遇这个职能,一个是薪酬激励。薪酬激励是跟市场挂钩的,这两个东西就会有冲突。不但老百姓有意见,同级的官员也有意见,我们两个都是局级的,我们两个都是副部级的,薪酬差那么远,如果保持这种制度,那只能用现在这种变化限薪。

  但是限薪也有问题,我想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国家,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家就是一个资本所有者,它按照《公司法》的办法作为股东,不管是全资股东还是控股股东或者参股股东,你就是股东,在所谓公司治理里面扮演股东的角色。企业按照《公司法》运行,我想这样的解决办法可能比较好。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改革,比如说创新。我们到现在对于技术创新用的办法,基本上是苏联的办法,花钱花了很多,但是办法不大对。就是行政主导的办法,我觉得还是要用市场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

  对于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来说,应该看到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是创新的主体,但是他们现在存在一个对未来的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我建议按照98年对付亚洲金融危机时做的全面的研究,整套的办法去支持民营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这对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起了主要的作用,现在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其它的一些,总而言之,就是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有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李克强总理提了很好的口号叫做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个要有一套制度去保证这个口号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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